癌症名稱：急性淋巴性B細胞白血病
診斷時間：2021年7月
抗癌格言：活在當下，盡力過好每一刻，就不會後悔。
正值升高三的暑假，熱愛打排球的我發現在跳躍後，會突然感到頭昏目眩，起初我以為只是姿勢性低血壓，但隨著時間推移，情況似乎越來越嚴重，甚至在擊球後常常視野發白，失去平衡，無法站穩。
「媽，我覺得不對勁，需要去醫院看看。」我試著跟母親提起我的症狀。
「中醫就能解決，不用去看西醫。」母親對西醫充滿了不信任，特別是在父親因為癌症去世後，她認為西醫只會加重病情，堅持使用中藥調理我的身體。
儘管身體狀況愈加糟糕，我也只能依母親的要求吃著那些苦澀的中藥湯，告訴自己也許會好轉。直到某個夜晚，一切都變了。
▲突如其來的重擊，學測路上的生命考驗
那天，我坐在書桌前，準備即將到來的學測，一陣劇烈的暈眩襲來，世界開始旋轉，書上的字變得模糊不清，甚至無法抓住椅子。我強忍著恐懼，顫抖地撥打母親的電話。
「媽，幫我叫救護車！」那晚，母親終於妥協了，我被送往急診。
剛進急診室，我便失去了意識，再醒來時，臉上布滿因血小板過低而出現的瘀血。隔天醫師神情嚴肅地宣布我罹患了「急性淋巴性白血病」。
那時我只有十七歲，對癌症的概念幾乎是一片空白，還記得當時滿心想著沒讀完的書、擔心病情會耽誤學測複習進度。可是，癌細胞不會因為是學測生而等待。醫師為我安排了急診轉到加護病房，隨即展開了一連串的治療計劃。
我還來不及理解這一切的嚴重性，生命的挑戰已經鋪天蓋地而來。那段日子，除了跟癌細胞奮戰，還要面對來自家庭的撕扯。
▲母親的抗拒，治療路上的情感拉鋸戰
每當醫師提出治療方案時，母親就會強烈反對，甚至拒簽同意書。當時我只有十七歲，還無法做完全的醫療決定，只能依賴社工師的協調，說出我的想法。我知道我需要治療，我不能離開醫院，於是社工師成為我與母親之間的橋樑。
在社工師的協調下，母親終於勉強同意我留院治療，這只是開始。治療的路上，除了癌細胞的戰鬥，我還不得不面對母親的情感壓力。每一次治療的決策，都是一場場的拉鋸戰，前後共開了至少十場的協調會。後來也跟母親簽訂了一份「安全計劃」，確保我的治療不被中斷。
有一次，回家後發現我的藥不見了。母親告訴我，可能是弄丟了，但我知道是她不想我繼續服藥。那天晚上，我躲在房間裡，悄悄撥打了社工師的電話求援。社工師根據我們簽訂的「安全計劃」，啟動兒少保護機制，暫時把我安置到其他地方，讓我能夠順利治療。
▲身心俱疲，抗癌之路的無盡煎熬
除了心理上要面對親情的壓力，身體上也得面對癌細胞和治療造成的煎熬。最難熬的，是骨髓移植前的密集化療，身體仿佛被掏空，渾身無力，常常腹瀉，幾乎不能進食，本來就偏瘦的我體重急劇下降了十多公斤。那段時間，我常常在夜裡痛哭，對著自己消瘦的身影感到絕望。
隨著治療的進行，我的病情反覆，癌細胞多次復發。二○二三年，癌細胞襲擊了我的左眼，經歷過多次手術和治療，左眼的視力無法恢復，甚至因癌細胞侵蝕，眼球後方的脂肪被摧毀，眼皮無法完全閉合。
每當我望著鏡中自己那已經無法完全閉合的左眼，心中的絕望和恐懼一遍遍湧上來。眼前的世界逐漸模糊，無法再看清自己的未來，不禁開始懷疑治療還有意義嗎？
就在我幾乎要放棄時，主治醫師告訴我有一種新的免疫療法──CAR-T細胞療法，可能是最後的機會，只是治療費用高達一千萬台幣，這對我們來說簡直是無法承受的數字。
但醫師認為有機會爭取健保給付，不斷鼓勵我繼續治療，甚至幫我先凍存了免疫T細胞。
▲命運的轉折，迎接生命的新希望
就這樣，我的命運迎來了轉機。二○二三年十一月，CAR-T療法終於納入了健保。
我躺在台大醫院的治療室裡，接受免疫細胞輸回時，手機上跳出了學測成績公布的消息。我屏住呼吸，緩緩滑動手機螢幕──我成功了！如願考上台大生物機電工程系，延遲兩年的學業終於在這一刻回到了正軌。
那天，生命連續賜予了我兩個禮物：病情有了治癒的希望、成功踏上了夢想的學術殿堂。我深知，這一路走來，除了醫師的救治，還有無數人在背後默默支持我。床邊教學老師、蔡孟茹社工師、看護朱大哥，這些不曾與我血脈相連的人，卻給了我比親情更溫暖的陪伴。
癌症教會了我珍惜每一個當下，與其擔心生命的長短，不如活在當下，讓每一天都過得豐富精彩。接下來我也會繼續把握時間，充實生命，盡可能不留遺憾。